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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孙立天2024年出版《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并在此研究的延长线上，于今年再出新作《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新书利用新见传教士记录《北京纪事》，对康熙朝储位之争提出新见，对照与验证《实录》中的虚构情节。
孙立天在后记末尾引用《北京纪事》“致读者”，尤为动人：“无论如何，我是写给永恒时光的。既然我写的都是真相，那么总有明智的读者会发现它的用处。这就够了。这比赞美本书作者更能让他为其付出而感到满足。赞美从来都不是他追求的。”
“真相”，在后现代史学兴起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2026年4月28日晚，复旦大学“云栖对话”邀请了复旦校友孙立天（98级历史系，历史学者）、仇鹿鸣（00级历史系，复旦大学教授）、邹怡（98级历史系，复旦大学教授），开展主题对话“真事隐与叙事战——权力、记忆与正史的形成”。嘉宾围绕《真事隐》及《康熙的红票》，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进而探讨史学研究者如何更为审慎地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去研判史料，甄别记忆，因应新的技术发展，不断接近“真相”。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仇鹿鸣、孙立天、邹怡）
讲座伊始，邹怡作为主持人介绍了本次对谈的主旨。孙立天著作《康熙的红票》以拍卖场上出现的“红票”为引，重审全球化中的清朝，揭示了清廷中传教士的身份与位置。过往认知多将传教士视作外人，该书则提出清廷中的传教士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包衣奴才得到信任，亲历诸多皇权侧近之事。在这一延长线上，孙氏新著《真事隐》对雍正即位问题提出新看法，其中最大的特征是善用新史料。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著作、对新旧《唐书》纪传志史源研究以及对碑志材料书写的讨论，注意史料系统、史源、书写格套等问题。两人在写作时，都力图对史料性质进行解说，或比对不同系统史料，或阐释书写背后的意义。邀请他们二位就此问题展开对话，相信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启发。
孙立天首先分享了自己从求学、撰写博士论文，到出版两部著作的完整历程。（更为深沉的历程，还可参看两书的后记。）《康熙的红票》及《真事隐》是近年新书，孙立天时常被误认为是史学界新人，但事实上，他是复旦98级历史系本科生，与邹怡教授是同班同学。与邹怡、仇鹿鸣两位系友在复旦一路攻读学位、拿到教职之路不同，孙立天选择出国读书，2007年前后转入律师事务所做翻译。待生活稳定后，他才继续完成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已是2019年，历时15年，当时已经39岁。疫情期间，孙立天得空修改博士论文，在投稿到第七家出版社时被博睿（Brill）出版社接收。英文书得到了正面的书评，学界不相熟的老前辈也给予其鼓励。孙立天后将部分评价摘出，附上翻译的前言，得到商务印书馆的接收，这也成为中文书《康熙的红票》改定出版的开始。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孙立天著，中华书局，2026年2月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康熙的红票》与英文版相比，学术观点相同，但加入了更多故事（“血肉”），增强了可读性。例如书中补充康熙和南怀仁等人一起去观星的场景，南怀仁也在记录中提及康熙是想在大臣面前炫耀学问。从最初的5000本印量到后来销量持续增长，《康熙的红票》热烈的市场反响给了孙立天很大鼓舞，“就像写的歌有人听一样”。他也因此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机会。《真事隐》一书利用的史料《北京纪事》载有不少此前未见的记录。孙立天表示，新材料可遇不可求，既要有新内容，又得正好和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具有偶然性，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因此他也希望尽快利用这份新材料做出研究，遂连写七八个月，辛苦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孙立天坦言，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写过来的，并不是提前计划和安排的结果。与本场对谈的主旨相契合的是，他希望表达，在这个场合，不需要以“倒放电影”的方式，总结自己仿佛事事计划好了的历程，书写自己的历史。
接下来，孙立天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提到，读者在网上的反馈，主要认为两本书的内容或写法很“新”，这主要还是来源于资料的“新”。
《康熙的红票》的原创性在于把传教士放入内务府中来理解，强调传教士和康熙的关系并非君臣关系，而是一种主奴关系（即康熙的包衣奴才）。《真事隐》则聚焦清史第一谜案——雍正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学界自民国时期孟森等学者开始，即分为合法继位与非法继位两派，对雍正继位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到了1990年代，由于材料几乎已经穷尽，讨论逐渐沉寂。这次书中所用的《北京纪事》提供了重启讨论的可能。
一般而言，涉及康熙朝的历史的作品，无论是通俗读物还是电视剧，大多沿用传统正史的叙事方式。宫廷史家记录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人写作的内容，偏重于权谋与政治。这类史料的可信度也会出现问题。《真事隐》的个案指出《实录》存在不实记录与情节虚构，虚构内容多为“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孟森语）。《真事隐》所倚重的材料则是传教士的记录，性质很不一样。首先，这些传教士可以行走于内廷，他们的视角更偏向于皇帝家事。其次，这些内容被寄回欧洲，读者往往是欧洲家乡的故人亲友，其中部分内容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八卦趣事。例如他们会提到康熙皇帝南巡后所纳嫔妃都为汉人，看到康熙皇帝与众皇子之间父与子的一面。最后，这种视角不同于正史史笔，更接近一种“人的感觉”。正是这种不同取向、区别于传统叙事的记录，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写作新故事的机会。
《北京纪事》的主笔德国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曾任第一任皇家玻璃厂厂长，在科技史上有重要位置。纪理安长期往来内廷，《北京纪事》几乎没有朝中之事，但有一些康熙的家事。《北京纪事》约有1467页手写页，自2015年有学者校订编辑并出版（第1卷，1705年12月—1706年8
（来源：澎湃新闻-首页头条，2026-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