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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因躲避抗日战火辗转香港多时的蔡楚生导演，终于在七年之后，再一次踏上了故乡汕头的土地。此时的蔡楚生正在与司徒慧敏筹划于香港拍摄《血溅宝山城》等爱国题材的电影，并持续为他心心念念的《南海风云》搜集素材。恰逢农历新年，蔡楚生在阔别家乡多年后，决定回家探亲。从当年的2月3日抵达汕头，再到同年3月31日离汕，蔡楚生在汕头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日记的字里行间处处是他的真情流露。每篇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却细致记录了他和家人亲友重逢的所闻所感，不论是欣喜与快乐，或是遗憾和感慨。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时值蔡楚生诞辰120周年，在他的家乡汕头诞生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口碑佳作，其所折射出的情感表达，与日记中那个回乡之后百感交集的蔡楚生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殊途同归的映照。当然，相比于蔡楚生的经历，《给阿嬷的情书》中那位一度下落成谜的阿公郑木生的经历，显然要坎坷曲折得多。较之同时期的大批潮汕老乡，蔡楚生相对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他是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更因为他在颠沛流离时还能得空与家中团圆。虽然蔡楚生经历战乱而在香港寄居，在当时也属远走海外，但终究离汕头尚近。按日记所载，他从1月31日于香港启程，搭船只需要3天时间即可抵汕，这或许会让耗费数月过番下南洋、流转于马来亚和暹罗的郑木生倍感羡慕。同为一度被迫远走他乡谋生存的潮汕人，蔡楚生和大量姓名无人知晓的“郑木生”们的命运，也如片中所说，如同某种“平行时空”般。
类似的平行时空，就折叠在《给阿嬷的情书》一片着力展现的侨批之中。真正的郑木生和妻子叶淑柔的往来信件是其一，而顶替郑木生继续回信汇钱的谢南枝和叶淑柔之间的信件，则又是另一番故事。影片中也不乏描绘其他海外华侨寄送侨批的场景，其中一个紧急插队的华工，寄钱回家是为了赎回女儿，这则侨批也在片尾真实档案中出现。较之这个段落在影片中所承载的煽情作用，真实的侨批原件的复现，虽然一晃而过，却带来了更为简单纯粹的会心一击。每一个家庭与海外华工家属之间往来的侨批，无疑都是一封又一封的血泪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将汇款和信件合为一体的侨批，用简短的字句承载着思乡之情或是家庭生计，间或穿插家国大事，既是珍贵的史料，同时也如一些研究者所提示的，已然颇具文学价值，或是值得来自离散研究角度的深入探讨。这种叠加亲情、血泪和家国情怀的厚实感，大概也是让观众在看到揭晓郑木生、谢南枝和叶淑柔关系的那封侨批，随着台风到来浸没在溪中，会对那个倒霉的邮递员顿生一股无名火的缘由。毕竟同一时间可能被毁掉的，可远不止揭晓主角三人关系的那封信，而是一个个家庭在海内外的唯一联结。
与蔡楚生不同的是，大量游走在海外的华侨们，不论潮汕、福建、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他们日思夜想的唐山，也让他们留下的侨批变成碎片般的离散书写，无论是他们亲自执笔或口述，或是委托他人代为加工。这也就牵涉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即文字。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封侨批只有寥寥数语，字斟句酌之间免不了情绪的游移。这也是影片处理得较好的一点，或者说是全片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触及影片最重要的乡情命题上，做得足够简单直接。在很大程度上，影片所呈现的故事虽然免不了虚构成分，但读、写和寄侨批这一系列场景的展现，无非是将发生过的事情再复述一遍。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复述式呈现，用一种最为质朴的情感唤起来引发绝大多数观众的共情：几乎没有人不会为爱侣的生离死别而感慨甚至落泪，也几乎没有人不会为一个始终惦念家乡亲人的拼搏者而动容。
此外，影片还进一步借助读写侨批而在文字上做文章，巧妙地穿插了在泰国的华人们认字识字的桥段，从而传递出了一种毫不生硬的民族主义表达。会说中国话、会认中文字，成为了区分唐人与暹罗人（和南亚裔）的标志，也成为了一种看似天然实则颇具挑战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笔者也回忆起观影启蒙时期所看过的不少类似主题的作品，例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等。过往的影片往往借助着李小龙的个人特色和动作电影的类型特质，用粗粝的拳脚将民族主义情怀直接击打出来。相较之下，《给阿嬷的情书》虽然在商业类型上和《唐山大兄》相去甚远，但以教育这一诉求为主的表达，显得轻巧但不失力道。而这一举动的发力者，正是郑木生这个典型的热心肠潮汕青年。当看完全片之后，观众或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其实木生这个角色形象，几乎没有任何一般意义上的缺点，但没人会在观影过程中反思他是否过于完美。正是郑木生的热心，让大量华人子女可以有机会识得中文，最终以此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也恰巧是在他的助推下，谢南枝也识字并为他读写侨批，反过来延续了与叶淑柔之间的往来情谊。
影片从一开始留下的悬念就与教育相关：既然这位神秘的阿公可以盖那么多所以自己的名字“木生”命名的学校，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大老板呢？从盖学校这项公益事业，到为钱所困的放手一搏，这恰恰也是整个故事最为原初且颇为写实的动因。孙子晓伟欠了一屁股债，嘴上满口做人要讲情义，但与债主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最终不惜和小叔合谋，窃取阿嬷的侨批，远赴泰国寻找那个据闻已经取了二房的富豪阿公。显然这一系列行为皆是冲着逐利而去，甚至在结尾，二人仍不乏满口是钱的无厘头桥段。这一逐利行为的代价，则是子孙们不惜揭开阿嬷最为伤痛且不愿言说的创伤，尽管把痂揭开之后，众人会发现伤口早已自行愈合。在这一点上，晓伟这个角色的功过都相当明显：一个败家子竟了却了阿嬷内心深处最不愿提及的夙愿，但在解决了家庭的危机之后，晓伟个体的危机却更像是在讲情义的口号下的欲盖弥彰，未见到可解决的余地。对比起《姥姥的外孙》里图谋阿嬷遗产的阿M，晓伟的形象依然不够饱满。也是在以晓伟为主视角的叙事线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有意为之的、与影片最重要的主旨和情感基调颇为间隔的插科打诨和方言詈骂。尽管这可以被视作为方言电影在走向商业类型过程中，打出文化特色的一种尝试，但也强化了这个角色的间离感。
与他的孙子一样，影片中的郑木生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也始终以利益和生计的驱使作为自己的行事逻辑，不管是图省钱借住在客栈，或是在哄骗狄功为他写侨批时候的小聪明，当然也有他鼓励孩子们学中文时的大义凛然：这些小孩长大之后，如果不识字，又要如何立足谋生呢？影片在讲述木生在暹罗的经历时，其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恰恰就在于木生不顾生命冲进火海，只为找回自己跑人力车的积蓄。但相较于晓伟，郑木生对利益的评判，显然更好地表明了其妻叶淑柔教育孙辈时所说的要讲情义。在坐牢时，郑木生反复交代前来探望的谢南枝去收回别人欠自己的债款，人数和款项之多，和他那欠了几百万债务的孙子晓伟形成了一种颇具反讽的对照。这似乎也成了某种老一辈潮汕人价值观对新一代年轻人的鞭打：当你说情义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做到了，还是只是眼高手低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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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首页头条，2026-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