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网以下内容转载自澎湃新闻-首页头条，远见网仅做呈现，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
数日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美国国会称赞美国立宪者设计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体系时，获得在座议员一致喝彩。美国前宗主国元首于美国成立250周年大庆之际来访，并公开赞许当年“叛离”其先祖的政治实验，不仅体现了英美“特殊关系”两百余年以来的演变，也代表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美国政治稳定、权力可控体制的肯定。
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特朗普2.0以来的种种“僭越之举”，正在揭示立宪者所设计体制的底层漏洞：这套制度高度依赖政治传统、个人自觉与精英体面，而一旦这些非成文约束松动，总统制便可能从限制专制英王的共和设计，演变为制造“民选皇帝”的权力装置。美式民主体制演变至今日，作为“帝国美国”代表的总统，其权力边界反而远超原先叙事中的“暴君”英王。
在传统美国政治叙事中，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是其宪政体系的核心基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彼此约束、相互掣肘，本应杜绝单一权力的膨胀与独断，限制执政者的激进冒险决策。然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针对伊朗的军事决策过程中，这套延续两百余年的宪政制衡体系，暴露出深层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面对特朗普对伊朗战事的强势单边决断，国会无力约束，内阁无法纠错，最高法院则在制度逻辑与司法传统中默许行政权扩张。美国经典的三权制衡机制，在战争权力这一最关键领域近乎全面失效。特朗普得以在国内外多重危机缠身、舆论争议不断、战局前景模糊的局面下，自主主导对伊军事议程，同时启动大规模人事洗牌，重构执政团队与党内格局，牢牢把控行政核心权力。
特朗普2.0的变化，并非只是总统个人强势执政带来的异变，而是“帝国美国”多年来持续侵蚀、压倒“共和国美国”的标志性案例。如“岚目镜观”此前所分析，所谓共和国美国，依托成文宪法、三权分立、选举周期、集体决策等宪政规则运行，恪守权力受限、权责对等的共和底色；而帝国美国，则诞生于美国全球霸权扩张进程，依托对外军事干预、全球战略布局与国家安全例外，催生了不受本土宪政规则严格束缚的强势行政权。
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决策全过程，清晰印证了一个核心事实：历经百年权力演化，美国总统在外交、军事领域的权力已经完成某种“帝王化”蜕变。传统宪政设计中的集体决策机制被持续虚化，三权制衡在关键时刻沦为形式框架。更关键的是，特朗普通过本届任期的人事重构、党内集权与司法借力，正在进一步重塑总统权力边界，很可能为美国政治留下难以逆转的制度后遗症。而这次美以伊战争，或许将成为两个美国之间博弈的关键分水岭。
从反抗英王到塑造“民选皇帝”：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百年扩张
美国宪法的原始设计构建了权责分明的战争决策体系。宪法明确规定，对外宣战权、战争拨款权归属国会，必须经过民意与立法集体意志批准；总统仅作为三军统帅，负责战时军事指挥与行政执行。这套制度设计的核心初衷，是将战争这一最高等级的国家暴力行为，交由集体和民意讨论决策，杜绝单一执政者凭借个人意志发动战争、裹挟国家命运，从根源上规避冒险赌博式军事决策。
但百年以来，随着全球地缘格局演变、现代战争形态变化以及美国全球霸权的持续扩张，这套经典的宪政分工体系逐渐被重塑，战争权力也不断向行政部门集中，最终形成了总统在军事与国家安全事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格局。
这一转变在二战后尤为明显。面对冷战初期的美苏对抗与核武器威胁，杜鲁门政府推动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将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强力安全机构制度化，使总统拥有了一套可直接主导全球安全、秘密行动与长期军事部署的行政体系。朝鲜战争则成为重要先例：美国虽以联合国授权名义参战，但国会从未正式宣战，却持续拨款支持长期军事行动。此后，越南战争、冷战后期对外干预、1990年代巴尔干冲突以及21世纪反恐战争，进一步推动战争权力向总统集中。局部打击、斩首行动和长期海外部署日益常态化，使战争逐渐脱离传统“宣战-动员-结束”的经典模式，也持续削弱了国会事前制衡能力。时至今日，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几乎完全由总统主导，国会更多只能在行动展开后进行追认、拨款与政治表态，事实上已逐渐失去对战争决策进行事前限制与否决的核心能力。
战争权力的帝王化，源于两大现实动因。
其一，现代战争形态彻底改变了军事决策的底层逻辑。传统战争周期长、筹备繁琐、影响可控，适配国会冗长的辩论、投票、拨款流程。而当代地缘冲突、局部精准打击、反恐军事行动则具备突发性、短时性、隐蔽性特征，需要国家权力快速统筹情报、军事、外交资源，作出即时决策。国会作为集体议事机构，流程繁琐、立场分散、决策滞后，天然难以适配现代军事行动的时效需求。这为总统垄断军事决策权提供了现实借口和可乘之机。
其二，也是更核心的制度缺陷，在于国会主动逃避战争政治责任。对于国会议员而言，战争是一把极致的政治双刃剑。成功的军事行动未必能带来显著选票增益，但战事失利、人员伤亡、财政损耗、民生反噬，却很可能成为政党和议员竞选的致命污点。纵容总统单方面决策动武，可以让国会议员在战事顺利时分享政治红利，在战事溃败时将责任归咎于总统；而主动否决总统军事方案，一旦后续出现地缘危机或本土安全风险，议员又可能背负“软弱绥靖”“放弃国家安全”的政治骂名。基于这种政治算计，国会逐渐形成了“事前放权、事后甩锅、绝不拦阻”的惯性策略，主动掏空自身的战争制衡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痛代价，曾让美国国会意识到行政权独大的风险。1973年，国会跨越总统否决，正式通过《战争权力法》，试图重塑宪政制衡规则。法案明确规定，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仅可开展为期60天的单方面军事行动；期满若未获得国会正式授权，必须终止军事部署、撤出武装力量。
但这部旨在约束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最终在执行环节不断失效。在实际政治运作中，60天窗口期足以让总统完成军事部署、打响局部战争、形成既定战场事实。此时国会若拒绝授权或切断拨款，便会面临“抛弃前线美军、损害国家信誉”的巨大舆论和政治压力。没有多少议员愿意承担这一代价，最终只能被动追认总统决策、拨付战争款项。
进入21世纪，全球反恐战争进一步常态化了总统单方面对外动武的权力模式。总统绕过国会、自主启动局部军事行动成为常态，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和特朗普，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和拜登，均有在军事行动上弱化国会授权的先例。《战争权力法》的制衡价值持续失效，美国战争决策由此完成了从“国会集体决策、总统执行”到“总统独断、国会兜底”的反转。
落实到本次伊朗博弈中，这套失效的制度体系再次上演复刻剧情。特朗普基于个人政治判断、盟友以色列的战略诉求和游说，以及自身执政考量，单方面主导了对伊朗军事施压与打击布局。国会自始至终难以形成有效阻拦，只能被动观望。哪怕战事临近60天授权节点，除民主党竭力反对外，共和党内也只有零星议员立场松动。可以说，“战争权力帝王化”，已成为美国政治中难以逆转的制度事实。
当国会开始逃避战争责任：制衡为何沦为“事后甩锅”
作为宪政体系下本应制衡行政权的核心机构，美国国会未能有效约束总统军事权力，并非只是政党站队的结果，更源于制度设计、政党生态与议员生存逻辑的结构性缺陷。
首先，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使党内政治生态深度影响国会运转。过去十年，特朗普通过初选洗牌、舆论造势与选民动员，重塑共和党底层生态，使多数共和党议员的政治生命高度依附于总统。在政府资源、政党机器和选民基本盘都与特朗普深度绑定的情况下，公开反对其核心决策，往往意味着承受党内初选反噬，甚至失去连任机会。
国会领导层的处境更具代表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面对微弱多数与党内派系分裂，维持议长职位和众院运转高度依赖特朗普的舆论加持与直接干预，因此几乎不具备独立
（来源：澎湃新闻-首页头条，2026-05-08）
